从报道中可以看出，梁丽与许霆相比，区别在梁丽不存在主观故意。因为她并没有把这个先前被人“丢弃”、如今成烫手山芋的箱子据为己有。就像以往一样，梁丽认为这是被安检检测出来、不能带上飞机的弃物，随手放进了清洁车里，然后放在了残疾人洗手间里。
厕所可是公共场所，如果梁丽真的想占有这个箱子，一定会小心地藏起来，既不会把它放在厕所里，也不告诉大家自己捡到一个“电瓶”。而且，当别的清洁工发现她捡到的是一箱黄金时，她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当人家告诉她失主已经报警时，纯朴的梁丽满不在乎地说，“明天上班交上去不就行了”。
没有明天，只有今天。2个多小时后，警方找到了梁丽。梁丽交出了箱子，却还得随警方走一趟。这一走厄运就来了……刑拘、起诉，甚至可能被判有罪。
看了这样的悲剧，当笔者既为清洁工的法律意识淡薄感到难过，也为她的朴素遭遇无情的法律感痛心。痛心之后，剔除去个人原因，深思这种悲剧重演的社会根源，笔者认为，原因有N个。
一是疑似有罪推定的幽灵在闪铄。乘客携带违禁物品被查禁是机场常有的现象，女工在垃圾箱旁边捡到“丢弃”的物品很正常。面对这种事实，清洁工仍然遭刑拘，其理由不外乎“为什么不及时交公呢？”有罪推定的狐狸尾巴摆得非常活跃。
二是公大于私的历史痕迹还未彻底洗脱。虽然物权法已经实施，但在不少公职人员尤其是某些执法人员内心深处，“公大于私”的思想仍然普遍而严重地存在。公私物品同时不见了，往往重公轻私；政府的公事往往优先于公民的个体私权，为了修路，半夜把农民的麦苗铲除即是见证……有了这样的惯性思维，清洁工“捡”到黄金不上交，不是盗窃又是什么呢？“对不起，请跟到公安局走一趟。”
三是“刁民”思维在作怪。一个小小的清洁工，“捡”到价值300万的黄金首饰居然不上交，“不是贪财的家伙，就是心怀不鬼的刁民”，“这等‘刁民’不给她点颜色看看，又怎么能教育他人？”
四是“政绩”思想未根除。据悉，梁丽并非一个贪图不义之财的女人。而且，她可能一直很简单地认为，“自己问心地愧，没有什么害怕的”。但她错了，在“政绩”面前，这种朴素与善良是不会打动自恃“为公执法”者内心的傲慢与偏见的。上报一个案值300万的盗窃案，畸形的光彩观早就把人性抹煞了。
笔者认为，法律的职责与目的是引导人们从善，而不是既激起当事人的愤恨，又惹恼众怒。如果法律在某些人手中执掌成这样的怪胎，那么法律已经被扭曲成一个不受人敬畏的魔鬼。因此，请欲“制造”“女许霆案”者三思。
